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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吁着提出国家改善贩售小孩子的法律条目,法律应该尊重当事人的筛选

法律要回应“郜艳敏们”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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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舆论场中,对个体苦难秉持何种态度,决定了围观者的气质与格调。法律必须对源自人心的正义呼唤做出回应

经常听到家人朋友,在看到新闻报道,又出现人口贩卖事件时,大都义愤填膺的表达出“人贩子真该判死刑”的想法,关于这个观点,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

总有一些社会新闻,谈起时让人的心情变得复杂、道理显得苍白。引起热议的被拐女成“最美乡村教师”事件,正是这样一则案例。这桩多年前的旧事被重新翻出并迅速引爆舆论,正在于它戏剧般地将命运与不公、法律与伦理、苦难与拯救等诸多沉重的主题汇于一身,吸引人们从不同角度表达自己的情绪和立场。

“人贩子判死刑”事件:是“民意”铸就了罪大恶极,应该说是,直接干脆,简单又暴力的处事手法。

据报道,1994年,年仅18岁的河南姑娘郜艳敏在石家庄火车站被人贩子拐骗,转手以2700元的价格出卖到河北曲阳县下岸村。在饱经屈辱、暴力与绝望后,她选择了接受现实,并成为当地村里的代课老师。一个偶然的因素让郜艳敏成为媒体关注对象,引来不同声音。人们对这一事件表达的同情、愤怒与谴责,都可以理解,但更重要的是,这样一位命运多舛的女子,在历经劫波之后,该如何重建自己的生活?

只要这个社会还在谈论着金钱,只要人心还是贪婪的本性,那么“人贩子应当一律处以死刑”这句呼吁就没有消失的可能。因为,人被当做了物,被进行买卖,被当做工具用来挣钱,可以随意残害,尤其是这类被害人群集中在幼儿身上时,我们的良心更是无法屏蔽这一恶行。

站在法律的立场,答案很简单,因为郜艳敏已经用行动做出了回答,那就是留在当地。如果这是郜艳敏的真实意愿,那么即便大家有不同看法,也必须尊重她的选择,因为她是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中的法理也并不复杂,那就是:法律不仅要对人贩子的犯罪行为做出严惩,而且要致力于修复被损害的社会关系。由于被拐妇女已经和当地产生了新的、比较稳固的社会关系,且表示接纳这种关系,所以,为了避免二次伤害,在妇女本人没有受到外力胁迫的前提下,法律应该尊重当事人的选择。这是法的基本价值之一,即安定性的体现,也是对妇女意志的尊重。

大量的图片,视频,文字在网络被疯狂转发,呼吁着建议国家修改贩卖儿童的法律条款,将拐卖儿童的罪犯直接判处死刑,并且买卖同罪。

正是基于这一考虑,公安部在《关于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适用法律和政策有关问题的意见》中规定,“对于自愿继续留在现住地生活的成年女性,应当尊重本人意愿”。也是同样基于维护现存社会关系的角度,我国现行刑法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如果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尽管目前正在征求意见的刑法修正案草案对此有不同表述,但仍然应该说,现行规定是建立在对被拐卖妇女及其家庭现状的深刻体察之上的,体现了人道主义的立法精神,有其内在的法理与道理。

这是一条绝对的死亡条款,不给犯罪分子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

而在舆论场中,对个体苦难秉持何种态度,决定了围观者的气质与格调。是正视个体的苦难与不幸、真正站在受害者角度考虑问题,还是虚拟一个至高的道德立场,借他人的不幸消费苦难,人们需要作出选择。我们不能为了彰显自己的站位辩得热火朝天,却让那些真正导致不幸的原因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正如大诗人奥登的名句:一切是多么安闲地从那桩灾难转过脸。

如果说贩卖的对象不是儿童,而是财物一类的东西,无疑我们会认为,这个呼吁,是不是有些残忍了。

法律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为了救济个体的不幸而存在,同时也必须对源自人心的正义呼唤做出回应。需要看到,在郜艳敏事件背后,是社会公众持续已久的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痛恨。保护妇女儿童、捍卫家庭,应该是法律尤其是刑法的目标之一。在立法的人道主义和立法的回应性之间,立法者应该、也必须做出决断。我们希望拐卖妇女儿童犯罪能够得到根除,同时也希望,对那些深陷个体不幸的郜艳敏们,人们多一些真正的关怀,少一些“然而这并没有什么用”的情绪宣泄。白龙

然而,当儿童成为对象,我们就认为理应如此。

一切人贩子都该死,因为他们的犯下罪恶。

如果说,人贩子在拐卖儿童的时候是丧失人性的,那么如此不假思索的,不做任何区分的,一律给予人贩子死刑待遇,又何曾不是人性迷失的另一种表现。

一、愤恨并非无源之水

为什么如此仇恨人贩子,以至于呼吁一处,一时间铺天盖地的尽是支持响应?因为我们没法给那些仍在苦苦寻找孩子的父母,以及至今仍然杳无音信的孩子一个更好的答复。

人心素来柔弱,倾向同情弱者,在一张张被拐儿童,沦为残疾乞讨儿童的照片下,一张张父母悲痛欲绝的照片下,痛苦的根源追溯到人贩子身上,我们由此产生了极大的痛恨,恨不得将他们剥皮吃肉,可又受制于自己不能违法,所以只好寄希望于立法,希望人贩子一律死刑,买卖同罪。

我们没法让伤害,得到复原得到弥补,索性让施害人得到最严厉的惩罚,我们单纯地以为这种杀一儆百的残酷性,足以威慑到隐藏在未来的同类犯罪。

二、反对呼吁并非无情

《刑法》第二百四十条是对拐卖妇女、儿童罪的规定,拐卖妇女、儿童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一)拐卖妇女、儿童集团的首要分子;

(二)拐卖妇女、儿童三人以上的;

(三)奸淫被拐卖的妇女的;

(四)诱骗、强迫被拐卖的妇女卖淫或者将被拐卖的妇女卖给他人迫使其卖淫的;

(五)以出卖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绑架妇女、儿童的;

(六)以出卖为目的的,偷到婴幼儿的;

(七)造成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或者其近亲属重伤、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八)将妇女、儿童卖往境外的。

对人贩子的违法行为根据性质和情节作出相应的区分,从而定罪量刑,这不是什么刑法对人贩子给予的特殊善良,这只是刑法真实的面目,正是追求一种罪责刑相适应的恰当匹配。

罪责刑相适应所追求的理想状态是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立法上如此设定的目的就在于给正在实施犯罪的人一个可以考虑行为是否继续的余地,以及对于已经发生的后果是否进行补救的可能,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如果轻的行为已经达到目的,便无需实施重的行为,以免遭受重大惩罚。然而,如果立法上不将轻重作出区分,而是一概而论,鱼死网破也是人的一种反抗心理,结果已经最坏了,也就无所谓更糟糕一点了。

就不可避免的存在一旦被拐卖儿童的线索有所暴露,就存在犯罪分子直接将孩子作为人质,甚至予以杀害,无疑加重了解救的难度,把“人贩子”直接逼为了“杀人犯”。

三、死刑并非万能

死刑是对一个人的最冷酷的处置,但即便如此,在这个死刑尚存的国域内,挑战死刑底线的违法行为也未曾消失过,故意杀人会被判处死刑,但每年因为故意杀人,而被判处了死刑的例子却仍然醒目,在呼吁之下不给人贩子留有活命的可能,其实也夺走了被拐儿童活命的可能,如此的行为建议,无非只是一种愤怒情绪的发泄方式,如果不幸成为立法,那么这种不幸不仅是犯罪分子的不幸,而是一种灾难式的波及整个社会的不幸。

立法应当体现民意,但却不能让民意左右,事实证明,民意的产生,推动都涉及了太多复杂的因素,既有幕后的利益趋使,也有受害人的痛苦发泄,更有起哄者的推波助澜。

不让任何犯罪分子逍遥法外,让每一个违法行为都获得恰当的惩罚,刑法的威慑才能在有限的幅度的内,发挥最大的效用。

郑良旭于2017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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